498286127 語言碩一 陳柏任

歐美國家的社會穩定，而對我們俄國的學者來說，想要處在一個安定、並且擁有系統化教育的國度根本不太可能。這個激進、快速變化的社會，充滿著刺激的氛圍，1917年的革命發生時，我才15歲。我家住在Kazan，一個住著140000人口、坐落在伏爾加河畔的老舊大學城，大約在距離莫斯科六百英里的東邊。我的父親，原本是名醫生，隨著革命的發生，他成為一個對蘇維埃醫學中心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貢獻者。他在Kazan成立了一個進階醫學研究的獨立機構。我的家族被當地民眾視為知識份子，而雖然我們沒有直接參與革命，我們仍舊認同這場革命。
沙皇時代那令人窒息的嚴刑峻法是現在人無法想像的。革命前的俄國社會結構是非常嚴謹的。工人與農人、商人、上層階級。嚴謹保守的政權直接反應在教育體制上，政府規定學童只能傳承自己的家族階級，無論這個孩子是否有著其他方面的天分。這個情況在革命後被徹底改變了，每個孩子無論任何階級都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未來。
革命解放了我們，尤其是那些年輕的世代，新的思想與哲理都隨著新的社會體制出現。我周遭的朋友沒有人了解馬克斯理論或者是科學社會理論。那時的社會普遍都有著完美烏托邦社會的想法。
我們的生活方式幾乎完全改變了，從原本小心翼翼的探索著人生的落腳石，到突然出現琳瑯滿目的機會。我們當時的私欲幾乎都有志一同的變成要創造一個嶄新的共產社會。
在革命之前，我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唯一堪稱的上有用的就是那五年的拉丁文教育，事後對我學習法文、德文與英文的幫助很大。但我最後仍舊是選擇簡短的課程來取得文憑。革命後我進入到Kazan大學，這所大學現在相當的很亂，接收了各中學的畢業生，不難想像這些畢業生的程度低落。校方對於這些學生的教育成了一個大難題。其中一項難題就是幾乎沒有教授在這個嶄新的情況下準備好新式的教育與教材。甚至有些保守的老教授還反對革命。
在這樣情況下，學生們討論的話題與研究的專案就決定了教授上課的內容，大部分都是有關政治與未來社會的型態。我參與了這方面的討論與集會，受到他們的影響，我對於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敢到很大的興趣，我認為這對於我了解未來的社會發展有很大的幫助。我為了瞭解人在這個轉型中的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我讀了Petrazhiskis有關法律與情緒的心理本質層面的書籍，同時我也記得經濟學家L Brentano的Theory of Human Drives，這些書籍讓我想要發展出一個具體的心理學方法來探討社會上的種種問題。心理學家認為心理學這門學科就是瞬間的感受，要對這種直覺有多一層的認識，他們聚集了一群內省的人們來實驗室裡參與這個受到高度控制的直覺實驗，這些人對於它們在實驗中所感受到的心得，透過分析來發掘內心的基本元素還有這些元素所結合的原理。不管這個實驗執行的多麼謹慎小心，依舊是引發了無止境的爭辯，因為並沒有一個通則能夠證明內心的基本元素到底是甚麼。
對我來說，這類的心理學在其他的立場來說也是很沒有吸引力的。
正統的德國理論認為，聯想如何產生是取決於聯想的規則，這個想法是源自於希臘。我記得我贊同Harold Hoffding(Author of A Breif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認為聯想的規則並無法解釋記憶行為的說法。
Hoffding的理論很引人注目，他說如果有元素A與元素B因為一起發生而被聯想在一起，那是透過甚麼樣的機制能夠讓新的認知a引發記憶B呢?Wundt會認為a是透過A而被聯想，而A又能夠引發B的聯想。但如果a是第一次產生的新認知，他為什麼會與A聯想在一塊呢?答案是因為A與a在某些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在聯想理論上，在a與A尚未建立任何聯想關係時，兩者間會建立相似性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雖然Hoffding的努力在簡單的聯想理論中找到了錯誤，他仍舊同意現在大眾收集與分析心理學資料的方法。我同意Hoffding，但我認為他的論調不夠深入。
我對於那些論點的枯燥與抽象的脫離現實感到很沮喪，我希望心理學能夠應用在人民身上而不是只是抽象的實驗室理論而已。我同時也發現學院裡的心理學非常的不討喜，因為我竟然找不到它與現實生活中的任何關聯。我希望心理學是有相關的，能夠給我們對於建立新生活的討論一些具體的幫助。
基於對現存論調的不滿，我開始找尋其他學者批評以實驗理論為基礎的書籍，眾學者中，Dilthey特別有趣因為他特別關心人們的動機與領導人們生活的典範與規則。他認為心理學並不是教科書上的心理學，而應該是基於對於人們生活中行為的了解的心理學。我被他的想法所吸引，而當我讀到Windelband與Rickert對他的評論時，我發現了執行這些實驗的難題。他們要先了解心理學到底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首先，她們在自然科學的與人文科學的法則中做個區分。自然科學的法則是指他能夠通則的應用在各種多樣性的獨立個體上。譬如說物體落下加速度的規則是通用於所有物體落下的時候。這種規則就是所謂的以規定為依據的，而相反的以個人特質的意思是說對於每個人或事物都是獨立來研究，視為單獨個體，而不是既定的科學或自然法則中的一個例子。時事與歷史人物研究就是個人特質研究很好的例子，例如一個歷史學家研究沙皇彼得一世，認為他帶領俄國西化，並不是因為所有沙皇，或者是所有優秀的沙皇都如此。
雖然我對於Dilthey’s務實的心理學感到興奮，我知道人們是相當複雜的，我相信他記述的方法並不足夠。我想要一種心理學能夠克服這種衝突，能夠同時詮釋人們心靈層面的具體事實，與實驗室裡的法則。
而後來我在Freud的想法裡發現他的想法是純理論但卻對我來說很棒的想法，利用聯想的方法來做情緒衝突的實驗看起來好像很不錯。在這裡我想，就是透過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結合強烈的決定論對於具體，由於複雜的個人需求而導致的個人行為的解釋，或許心理分析可以克服個人與通則的矛盾。
特質是我全力投入心理分析研究的原因，為了開始，我建立了一個對於心理分析有關的小圈子。我同時也寄信給FREUD請他為我的序帶頭執筆。令人高興的是，他回信說他感到很高興在這遙遠的東方小鎮也能夠成立心理分析的小圈子。在早期的階段，我的努力僅僅是在Kazan精神病院的幾件小研究而已。在後來幾年，我發表了有關心理分析的一些論文，甚至為了一本持相反意見的寫序，就算這本書後來沒有出版.而我最終可以下結論說假設某人可以藉由生物心靈的深度來推斷人類而不是他在社會上的高度。
由於我爸希望我能夠近到醫藥學校，而我其實自己是想成為心理學家，最後的妥協就是我同時兩個一起追求。在那時候，同時有兩間學校並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當我在中斷我的研究之前，我還完成了兩年的醫藥學校學業，同時我在Pedagogical 機構與塔山精神病院花了不少的時間。不管這些各種機構的入會關係，要獲得這些實驗室技術的使用經驗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塔山大學與Pedagogical 機構都沒有一個這樣的心理實驗室。第一個俄國心理學實驗室於塔山大學精神病醫院，在1880年晚期成立，但現在已經消聲匿跡了。我在這間大學能找到的實驗裝置是一個老舊的、沒人使用的hipp分秒測定器，來記錄人的反應時間。當我計畫找個機會來學習實驗方法時，我仍舊持續的閱讀著任何我找的到的心理學書籍，我對於Jung’s Studies of Diagnostic Associations印象深刻，他提到整套全新的客觀方法來研究心理學的過程。而William James’ 的著作，由其是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我認為是對於心理學過程的具體型態來說是很好的例子。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都有著客觀的方法來質疑那些心理學家只能用主觀名詞來討論的事情。我對於Pavlov的調節實驗感到很有興奮，大部分的我們都同意他的論證是平凡的，而且是有可能測量在中央神經系統的一些刺激性的與禁止性的程序，而這程序就是調節外在刺激與唾液的分泌的關係。
我找了個機會利用實驗室助手的身分，在這個革命前成立的塔山科學勞工組織機構實行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利用這老舊的hipp分秒測定器，我開始了一個對於認真工作對於心靈層面活動的影響的研究。我的對象是那些在鑄造廠的員工。我是著測量他們的在獲得口頭指示的反應時間。這是我第一個企圖發現言談在規範反應時間時所扮演的角色。我的結果並不是很有趣，但是在想辦法讓這個東西出版的同時，我開始了某個終於讓我到達莫斯科的課程。
當與Bekhterev的著作有了大量的認識以及了解他廣泛的興趣，我與我的同事決定要成立一個期刊，並且請Bekhterev來替我們的編輯欄執筆。我們期刊的名稱為”勞工的精神心理學問題” Bekhterev在我們找到他的同時，唯一替我們執筆的條件就是要我們在名稱後面在加上反射論。也就是他給自己的心理學系統取的名字。我們當然爽快的答應。這個學術的創刊產生了一個我並沒有預期到的結果，也就是我在科學方面的學徒生涯就此結束，並且受邀到莫斯科。
在我人生中這個階段，我總是天真的摸索著。然而，在五十年後，這些許多的活動在我未來心理學家的發展中都是相當重要的。在接下來的幾年，我的研究看起來似乎有很大的不同，但事實上這些引領著我的中心主題都仍舊從存在著。